——專訪中國期貨業協會會長王明偉

    ■本報記者 左永剛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國證監會印發《關于全面推進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意見》，在總結試點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決定在全國聯合開展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工作。近日，就中國期貨業協會開展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試點的經驗和成績，《證券日報》記者專訪了中國期貨業協會會長王明偉。

    《證券日報》記者：眾所周知，調解員在整個調解過程中至關重要，協會是如何選拔、聘用、培養調解員的呢？

    王明偉：根據《中國期貨業協會調解員聘任管理辦法》規定，調解委員會成立后，協會即刻開展了調解員推薦登記工作，委員會從地方期貨業協會推薦的139名候選人中篩選出133名調解員（兼職）進行登記聘任，調解員分布于全國各個轄區。

    協會高度重視調解員素質和能力建設，在遴選過程中從嚴把關，嚴格依據期貨行業特點和協會調解工作需要進行選擇。為了規范調解員行為，提高調解員隊伍整體素質，切實做好糾紛調解工作，協會每年邀請調解專家、學者、執業律師等資深講師對調解員開展培訓，從調解方式方法、調解法律適用、調解案例回顧等多方面開展交流討論，提升行業調解員隊伍的實戰能力。目前協會已經初步建立起一支能打硬仗的專業調解員隊伍。

    《證券日報》記者：協會的調解工作開展的有聲有色，可否把“獨門秘籍”拿出來與大家分享一下。

    王明偉：“獨門秘籍”談不上，有幾點心得可以和大家共同探討一下。第一，協會開展調解工作，必須以習近平總書記“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的思想為指導，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增進民生福祉為根本目的，嚴格貫徹落實國辦《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工作的意見》和證監會有關加強投資者保護的要求，努力拓寬期貨糾紛解決渠道，積極維護市場與行業和諧穩定發展，切實保護投資者與期貨經營機構雙方的合法權益。

    第二，做好調解工作，要確保糾紛調解工作能夠與投訴和自律監管工作有效對接。協會在處理投資者咨詢投訴工作中發現，該項工作與糾紛調解密切相關，很多咨詢投訴屬于投資者與期貨經營機構、期貨從業人員的一般糾紛，可以通過和解、調解的方式予以高效解決。為了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提高糾紛解決效率，協會通過制定《中國期貨業協會投資者投訴舉報處理程序》、合理設定調解規則等方式，打通了投資者咨詢投訴、糾紛調解、批評懲戒等相關工作環節，實現了“對外一站式，對內有分工”的工作要求，也實現了對調解工作的有效保障。

    在具體處理投資者咨詢投訴工作中，投資者申請調解其與期貨經營機構糾紛的，咨詢處理部門及時將案件移交到糾紛調解部門進行調解。在對涉嫌違法違規的機構進行調查時，投資者與期貨經營機構和解或達成調解協議的，協會對違法違規的期貨經營機構可以依規從輕處理。但期貨經營機構與投資者達成調解協議又不履行的，協會將視情形從嚴、從重處罰。

    第三，統籌規劃，借助行業力量建立健全糾紛調解協作機制。協會在開展調解工作伊始，便確立了“統籌規劃、整體推進、協同高效”的思路，沿著這一思路，協會在實際工作中，積極整合行業力量，將地方期貨業協會納入到調解工作框架中，充分依托地方協會“點多面廣、接近一線”的優勢開展工作，既擴大糾紛調解工作的覆蓋面和影響力，又能更好地發揮期貨業協會、地方期貨業協會的各自優勢，也便于爭議雙方就近選擇調解地點和調解員，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2018年6月份，根據中國證監會的要求，按照系統內單位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加強合作的精神，協會與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就期貨糾紛調解事宜達成合作協議，充分發揮雙方資源優勢，共同推進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促進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第四，做好糾紛調解工作，離不開法院、監管部門、協會三方的通力合作。以協會近年來處理的最高人民法院委托案件為例。能夠成功化解投資者與期貨經營機構之間的糾紛，與法院、監管部門和協會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最高法人民法院按照《通知》要求正式發函委托協會，在調解過程中給予協會提供法律適用和場地支持，依據協會調解協議快速制作民事調解書，從法律層面高度提升了協會調解工作的重要程度，同時也賦予協會調解協議更高級別的法律保障，使協會的調解工作更具權威性。投保局和地方證監局的密切關注，一方面積極引導當事人雙方采用訴調對接的柔性方式化解糾紛，避免了矛盾的升級和激化，維護了行業聲譽；另一方面亦從行政監管的角度確保了本次調解的嚴肅性和有效性。協會作為行業調解組織在調解過程中積極發揮橋梁紐帶作用，一方面努力配合最高法和投保局積極推動調解工作落地見效；另一方面作為會員單位的“娘家”，向法院系統詳細介紹行業知識和慣例，確保會員的合法權益；同時還要協助調解員積極發揮“潤滑劑”的作用，緩和當事人雙方的對立情緒，促成雙方和解。由此可見，司法、行政和行業調解組織的相互協作才是高效、穩妥完成調解工作的重要基礎。

    《證券日報》記者：協會處理了這么多糾紛，當事人的反響怎么樣呢？

    王明偉：說起當事人的反響，我想舉兩個例子來說明。2015年6月份，協會接到某新疆投資者的電話投訴某期貨公司烏魯木齊營業部強行平倉事宜。考慮到糾紛涉及少數民族同胞利益，協會非常重視，從維護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的大局意識出發，先后由協會相關部門的同志按照預調解程序對案件進行了幾次調解，深入淺出的為少數民族投資者講解了期貨交易、結算、平倉的知識和各項規則，平均每次電話溝通的時長在2個小時左右，安撫投資者情緒。同時，協會啟動與地方協會的調解協作機制，由新疆協會的同志在當地配合，積極組織現場調解工作，在地方協會工作人員和協會聘請調解員的共同斡旋下，投資者與期貨公司達成了和解協議，化解了矛盾。投資者還專門致電調解員表示感謝。還有就是2017年，某期貨公司和客戶發生糾紛，雙方有和解的意圖，但是又都擔心對方毀約，彼此都不信任。協會在知悉情況后，以行業自律組織的身份介入進行調解，確保調解過程公平、公正，涉事雙方均對調解結果表示滿意，順利簽署并履行了調解協議。

    總的來說，期貨案件與一般案件相比，具有專業性更強，部分投資者對期貨交易規則了解不夠深入的特點，如果尋求訴訟解決問題，案件的質證、庭審過程將變得復雜而漫長，法院、投資者、期貨公司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過高得不償失，且在訴訟的過程中可能會加劇雙方當事人的對抗性，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原則。而調解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不完全依賴于證據，以協商對話和相互妥協的方式解決糾紛，允許當事人依據地方慣例、行業習慣進行自主選擇，經當事人理性協商取得雙贏的結果。流程上更為靈活高效，成本更為低廉，符合當事人和社會解決糾紛的需要。因此，對于這種涉及期貨領域的經濟糾紛案件，尤其是法律關系相對復雜、質證困難、雙方無明顯過錯的情況下，引入行業調解組織進行調解，一方面可以解決多方面和多層次的糾紛和利益訴求，有利于保守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降低對雙方關系的破壞和道德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節約公共成本、合理利用司法資源。在糾紛解決的同時，改善社會關系、弘揚和延續傳統文化與公共道德，避免矛盾升級，促進社會和諧，減少過激行為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