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始終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騰飛的兩個關鍵支柱，也是改變中國人民前途命運的偉大推動力。四十余年來，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發展奇跡，從一個人口眾多、人均收入很低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過去十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總量的貢獻位居世界第一。這一切無不有賴于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及對世界經濟體系的不斷開放與融入。

    當前，國際環境變化深刻而復雜，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外部風險有所上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根本途徑仍然是四十余年來我們始終堅持的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無論面對怎樣復雜的形勢，改革的深化可以厚植國家發展的根本實力，而擴大開放可以始終令中國這個未來最有潛力、體量最大的單一國家市場保持與世界經濟體系的深刻聯結。因此，唯有通過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不斷改進和完善生產關系以適應新的生產力發展要求，切實提升我國經濟體系的市場化、法制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才能進一步吸引全球市場參與者進入中國市場，同時讓中國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進入國際市場，使得中國市場進一步以全球為腹地令中國經濟中的各類產業得以高質量地發展壯大。

    加速落實市場決定性作用

    從過去近十年間的經濟運行情況看，中國經濟正在經歷持續減速換擋，如何更好地實現在中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邁進，這是中國經濟當前階段面臨的重要課題。當前，制造業大規模擴張階段行將結束，支撐產業發展的要素條件已發生深刻變化。企業成本壓力大又兼創新能力不足的矛盾突出，資源環境對產業發展的約束持續強化，經濟發展從主要依靠生產能力的規模擴張轉向更多依靠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中國迫切需要結合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態勢，培育創新驅動產業升級新動力，推進產業向中高端水平邁進。

    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以培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所需的創新動力？關鍵是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建立市場化的要素分配機制，這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當前，仍有大量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因為得到大量政府補貼以及金融和其他低成本要素資源的支撐而存續，這扭曲了真實市場的供需與價格。事實上，近年來造成我國實體經濟增速下行的真正原因是我國資源配置和管理效率的相對低下所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緩慢。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便提出要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這種機制正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行政權力對要素資源配置的干預，會不斷扭曲要素價格，引發要素組合配置效率低下，供求也必然失衡，收入分配格局難免進一步惡化。在競爭性市場領域，只有形成真正市場化的要素價格，才能避免其他一切價格的扭曲，將資源配置主要留給市場決定。當前，必須堅持所有制中立與競爭中性原則，利用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的契機，真正促使國有企業管理從“管資產”向“管資本”的轉變，進一步實現平等對待所有經濟成分，包括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這將有助于真正實現向市場化軌道轉型的最終實現。當各類產權通過法律形式界限明晰，得到公平對待和妥善保護，要素資源勢必得到更加高效的配置。這可以說是中國實現新時代經濟社會繁榮最根本的微觀基石。

    強化知識產權法制保護

    立足引進與自主創新兩手抓，對國際前沿技術吸收再創造，一直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技術革新的路徑。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謀求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高端領域的技術獲取很多都只能在遵循國際知識產權通行規則的基礎上完成。在走向創新與科技大國的進程中，有效保護知識產權是一門必修課。眾所周知，正是由于革命性地創造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英國才能夠在工業革命中搶占先機，一舉超越封建時代對英國具有優勢的法國、西班牙等競爭對手。

    當前，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法律理論研究與立法進程方面，應該說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關鍵是落實到執行層面，未來政府應當進一步在法律實踐過程中狠抓落實，帶頭守住知識產權保護的底線。只有切實落實了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舉措，世界各國才有信心擴大開展對于中國進一步發展必需的國際前沿技術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各大跨國企業才能在自身利益（知識產權）得到充分公平的法制保護的基礎上放心大膽地參與到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來。

    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產權明晰與保護是我國新時代改革開放的重要步驟。當前需要改革有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主體財產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收益權等各類產權的相關規章制度，完善不當限制企業生產經營、企業和居民不動產交易等民事主體財產權利行使的相關規定，以及取消在市場準入、生產要素使用、財稅金融投資價格等政策方面區別性、歧視性對待不同所有制經濟主體的相關規定。進一步制定和執行配套的法律法規對相關產權進行有效保護和維權，勢必將帶來巨大的生產效率和技術水平方面的提升。

    全面加強法制化治理水平

    立足于堅持完善依法治國，全面加強法制化經濟社會治理水平，面向內外市場參與主體明確競爭規則體系，引導正向預期的建立與鞏固，從而樹立國內外對于中國經濟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堅定信心。正如上文所述，中國市場作為單一國家市場的巨大體量是我國面對國際競爭的根本優勢。如何發揮這一巨大國內市場對于國際市場參與者的吸引力、向心力應該成為我們持續思考的重要課題。

    現代市場經濟與社會的良好運作，有賴于形形色色、無所不在的契約關系的法律界定、維系與公平爭端裁決機制。構建使得國內外經濟與社會活動參與主體普遍信賴的法治體系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競爭力塑造的關鍵。

    在金融市場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既定方針下，如何夯實金融體系良好運作的基石已成為高水平開放型金融市場建設能否成功的決定因素。資本市場上交易的證券無論是股票還是債券或其他衍生產品，背后的基礎資產都是權益，權益必須能夠得到明確的法律界定和保障。應當加快一系列民法、金融法律的制定、修訂工作，切實構建完善的法制化市場治理體系，營造各參與主體“敬畏市場、敬畏法治、敬畏專業、敬畏風險”的良好氛圍，并把這種理念轉變為具體的常態化制度化的監管動作和實施流程。從信息披露機制、市場交易生態凈化到對投資者的保護和賠償機制等一系列法治環境的完善，到市場執法能力與違法違規懲戒力度的顯著加強，都需要具體落實，盡快實施。從法律制度到法制執行層面全面樹立內外主體對中國經濟與市場、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堅定信心。

    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新時代的高質量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夯實金融基礎設施，有序協同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建立并維護開放型、國際化現代金融市場。無論是從履行中美第一階段協議，還是滿足MSCI關于進一步擴容對我國金融市場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以及從根本上說提升我國綜合國家競爭實力的角度考慮，建設一個開放型、國際化的現代金融市場都是一項關鍵策略。同時，考慮到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的不斷上升，儲蓄率未來將有所下降，我國貿易順差將穩步收窄，為了實現國際收支平衡，以廣闊的國內消費市場為基礎，建立高水平國際化現代金融市場也將有利于吸引國際資本持續流入，有利于維護新時代我國國際收支的動態平衡。為此，夯實國內金融基礎設施，有序協同推進金融改革深化是當前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務。

    當前應當在LPR改革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利率市場化、匯率的清潔浮動，促進經濟自發調節內外均衡。最后在市場真實需求充分釋放、相關配套基礎條件和管理比較完善的情況下，有序放松資本管制，順勢而為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應當繼續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利率管制，暢通利率傳導機制，完善資金市場化定價機制。利率是金融市場各種金融資產的基礎價格，是影響匯率和資本項目開放的核心要素，也是影響資本賬戶開放后貨幣政策調控機制轉型并推進內外經濟均衡的基石。為了最終實現高水平的金融市場國際化開放進程，利率市場化改革亟待深化。我國應當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短中長期基準利率體系，引導市場定價，并改善相應的配套制度，建立競爭性的銀行和金融機構體系，培育更多市場主體，讓市場主體能夠對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使得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機構根據實體經濟需求在金融市場上競價的機制轉換，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讓各類企業無論大小無論出身都能機會均等地獲得投融資機會、承擔公平合理的資金成本并享有與風險承擔相一致的投資收益。

    應當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更好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提高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的規則性、透明度和市場化水平，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擴大外匯市場對內對外開放。首先要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降低央行對每日匯率中間價的干預，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其次，可以考慮引入波幅較寬的匯率目標區制度，讓匯率水平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場供求來決定。

    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尚未結束之前，資本賬戶開放仍須謹慎。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使利率維持在合理水平，有利于跨境資金穩定，緩減人民幣匯率壓力。同時，在協調推進利率、匯率改革的基礎上，推進資本項目改革開放。

    現有條件下，可以逐步探索對資本流動的通道審批制管理轉向以金融中介機構資本進出賬戶管理為抓手的新型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可以在加強對金融中介機構如有國際市場資質的銀行、證券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等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的基礎上，對資金進出實行日度賬戶監控管理的新型機制。在該機制之下，監管機構主要通過對金融中介機構交易賬戶實施資本出入凈頭寸逐日實時監測，實現對資本流動的整體監控和管理，而不必對具體機構的逐筆交易進行審批。通過強化金融中介機構的主體責任，實現對資本進出賬戶的宏觀審慎管理，有利于通過提升資金進出便利程度的方式激發金融機構對于跨境金融交易的積極性。大數據和金融科技的發展可為這些新手段和方法的采用提供技術保障和效率。

    在擴大開放的進程中，有效加強我國金融宏觀審慎監管現代化水平，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穩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需要實時關注資本項目雙向開放的風險防范，區分實體經濟運行中的正常外匯需求和短期的投機需求，防止匯率的短期波動被投機者利用，防范私人部門的短期外債風險，防范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傳染。當前，應進一步改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防止監管空白、監管套利和過高杠桿，避免金融業脫實向虛、自我循環。須完善市場準入和信息披露機制，明確監管職責和邊界。監管部門職責要簡單化、專業化，權責邊界清晰。對于模糊地帶需要強化協同監管，最大限度避免監管缺位和重復的現象發生。處理好監管與金融創新的關系，補齊監管短板，加強和優化對地方類金融機構、互聯網金融等新金融業態的管控模式，加大對非法集資、金融詐騙等嚴重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動的打擊力度，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穩定。

    應該看到，以銀行為媒介，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的間接融資方式支撐了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隨著中國經濟轉型步入新經濟時代，以技術進步和服務驅動型增長方式為特點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更需要直接融資體系的配套與支撐。大力發展現代化、法治化的多層次資本市場能夠在多方面對經濟轉型、實現國家高質量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同時為強化我國的國際競爭實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奠定堅實的金融基礎。我們相信，只要堅持實施新時代高水平的改革開放，辦好中國自己的事，無論面對怎樣的風云變幻，我們都可以應對自如，穩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