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日前，人民銀行黨委召開會議，強調要加快推進實施“十四五”金融發展規劃，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金融新體制，有效應對外部沖擊風險。筆者認為，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金融新體制或將成為“十四五”金融發展規劃的重要內容。

    可以說，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金融新體制是基于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而提出的。當前，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和創新鏈體系，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能夠促進全球資金、技術、人才、數據、服務等要素自由流動，增強我國供應鏈體系的穩定性；可以優化組合全球創新資源，高質量利用外資，匯集全球人才，吸收借鑒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的管理方式等，促進我國產業邁向中高端。可見，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對于我國在新發展階段抓住新機遇，應對新挑戰，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大意義。為此，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列入“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

    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由此推定，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就必須有更高水平的開放型金融新體制與之適配，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也符合金融發展規律。

    早在“十三五”時期，我國金融業開放就在有序推進。特別是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我國又宣布了一系列重大金融開放舉措。兩年多來，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等先后宣布并推動了超過50條具體開放措施。比如，我國大幅放寬了外資金融機構準入，取消了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人身險領域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大幅擴大外資金融機構業務范圍，降低資產規模、經營年限以及股東資質等方面的限制；取消企業征信評級、信用評級、支付清算等領域的準入限制，給予外資國民待遇等。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明顯加快，我國金融業開放的速度、力度、范圍及成效遠超以往。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和世界經濟產生深遠影響，但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節奏并未因疫情而停滯。在2020年6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布的《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0年版）》中，金融業準入的負面清單已經正式清零。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所采取的模式可以概括為“漸進式、管道式”，開放的渠道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境內外市場互聯互通，如滬深港通、債券通、滬倫通等。國際投資者通過離岸市場投資境內市場，此類渠道目前在開放格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二類是境外投資者直接入市，如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以及境外投資者直接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等；第三類是境外金融機構在我國設立商業存在，直接在境內開展投融資業務等。上述金融開放，正如央行行長易綱指出的那樣，金融業開放不僅引入了機構、業務、產品，增加了金融要素供給，還促進了制度規則的完善，促進了金融制度供給。這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和能力，助力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十四五”時期，為適應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要求，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金融新體制需要從如下方面作出努力：一是推動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核心的高水平金融開放。當前，除了經常項目和直接投資等與實體經濟相關的跨境人民幣結算量較快增長外，境外投資者積極配置人民幣資產，證券投資等資本項下使用人民幣成為人民幣跨境收支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下一步，應以順應需求和“水到渠成”為原則，堅持市場驅動和企業自主選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支持體系和基礎設施安排，加快拓展人民幣跨境金融交易渠道，推動金融市場雙向開放，開展本外幣一體化試點，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為市場主體使用人民幣營造更加便利的環境。

    二是建立更高水平的開放型金融服務機制。面對新的金融開放形勢，金融家頭腦中要具有全球金融意識，制定金融發展戰略要放眼全球金融市場，推出金融服務方式和金融服務產品更應以全球消費者為參照系，不斷加大金融服務技術和產品研發力度。特別是在全球Bank4.0時代，商業銀行應加快構建“開放銀行”商業模式，以用戶需求為導向，以場景服務為載體，以整合生態、搭建平臺為目標，重塑用戶體驗流程和業務規則，布局開放銀行戰略，共同打造金融新生態，提高國際金融競爭能力。

    三是以制度型金融開放暢通國內風險疏導渠道。制度型金融開放首要是對內的金融規則和標準的開放，也就是以現有國際金融規則與標準改革國內金融制度，加強金融監管，建立一個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性、普惠性的制度型金融開放體系，營造一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金融展業環境。其中，尤其要加強對資本市場基礎制度的建設，加快資本市場國際化進程，積極推進發行、上市、交易、退市等基礎制度改革，使其成為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能夠積極承接國際資本市場創新工具，還能夠有效抵擋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傳遞，從而對完善國內金融風險防御體系起到積極作用。

    （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