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發展階段，伴隨著變化的外部環境，經濟工作也必須與時俱進地相應調整。目前而言，最重要的調整發生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上。

    2020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

    2021年開始，中國將邁入“十四五”時期，亦將進入新發展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將影響新的一年，面對一系列不穩定因素，經濟工作布局將發生哪些重大變化？如何理解“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保企業”有哪些重要意義？就以上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以下簡稱《21世紀》）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

    “經濟安全”是“十四五”時期的關鍵詞

    《21世紀》：“十四五”期間，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經濟工作布局將發生哪些重大變化？

    高培勇：從“十三五”階段開始，高質量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是經濟工作的主線。進入“十四五”時期，這兩點依然不變。但進入新發展階段，伴隨著變化的外部環境，經濟工作也必須與時俱進地相應調整。目前而言，最重要的調整發生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上。

    把“十三五”的發展理念全部照搬到“十四五”，這顯然是不對的。但也要避免只講構建新發展格局，而不講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高質量發展，目前的討論已較充分。告別高速增長，凸顯高質量發展，這是其核心內容。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特別注意它所取代的是需求管理，更多是強調從供給側、從結構上通過改革來實施宏觀管理。

    對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理解，也不應流于表面。實際上，其背后的邏輯是統籌發展和安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十四五”發生的最大變化，是在發展過程中繃緊安全這根弦。也就是說，現在要的發展是安全發展，而不是無條件的發展。因此，邁入新發展階段，安全發展是一個要高度警醒的關鍵詞。正如一架天平，我們要在發展的另一側加上安全的砝碼，要在平衡中走出一條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道路。

    “安全”的基礎是“保企業”

    《21世紀》：如何把握經濟安全的內涵？

    高培勇：經濟安全是一個大題目，包括糧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環境安全等等，雖然這些安全處于不同層面，基礎環節卻是企業安全。包括最重要的財政安全，其實也依賴于企業安全。

    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也是維護國民經濟安全的核心所在。保民生就要保就業，保就業又依賴于企業。因此，在指導思想上首先要樹立企業安全是最基礎的環節。近年以來，中央圍繞著企業的發展和安全問題，實際上一直在努力。無論是減稅降費還是“放管服”，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早已向企業這個基礎環節轉移。圍繞企業，特別是圍繞制造業而轉，圍繞中小企業而轉。包括最近不斷出臺的宏觀政策，體制方面的改革大量在強調怎么把企業發展好，要把工作重點放在企業身上。

    疫情是宏觀調控的重要變量

    《21世紀》：面對疫情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沖擊，如何看待2021年宏觀調控操作？

    高培勇：當前一個基本共識是，疫情沖擊之下，我們實行的是相對寬松的宏觀政策安排，甚至可以說是極度寬松的。但在疫情之初，制定宏觀調控還是考慮到了可能存在大水漫灌的副作用。因此，疫情時期的宏觀調控操作，特別要強調“擠牙膏”的概念。換言之，遇到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需要多大劑量就拿出多大劑量，這一過程中一定要保持高度警醒。

    2020年年初，我們給經濟做出的診斷叫作“體制性、周期性、結構性的矛盾相互交織”。到2020年兩會的時候在后面加了一句，“疊加疫情沖擊”。疫情沖擊使得宏觀擴張性操作添加劑量，并在此基礎上推出了“六保”“六穩”的政策。不過到現在，我們面臨的情況又發生了變化。表現在和疫情最嚴峻的時候相比，疫情防控走向常態化管理。前三個層面的矛盾是相對長期的，跨越到2021年最可能發生變化的是疫情因素。

    目前就全球范圍而言，疫情沖擊依然存在，但在中國已經演變成常態化防控，疫情因素不像過去那樣集中凸顯，因此有些方面的政策就要調整。對此我的判斷是，要暫且剝離疫情因素重新考慮。凡是和疫情緊密掛鉤的政策措施，都需要重新評估。比如財政領域，抗疫特別國債還要不要發，財政赤字是否要回調，都取決于我們對疫情變化的認識。因為這些舉措都是疫情沖擊下的特殊安排，不是常規之舉。

    所以，2021年宏觀安排的關鍵，就在于如何看待疫情對經濟運行形成的沖擊程度。這個問題搞清楚之后，就變成如何退、退多少的問題。可以說，從2020年的擴張水平上退出是必然的，退多少則需要考量，完全回到正常軌道上恐怕不行，比較可能的情況是在2020年超歷史規模的基礎上作適當回調。

    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動搖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新發展格局下，如何提升供給體系，尤其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

    高培勇：我傾向于在“雙循環”后面加上一句話，叫“內為主”。過去不是沒有“雙循環”，只是現在強調以內循環為主，戰略基點就發生了新的變化。提出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內循環”。但如何加強“內循環”，我認為唯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進“內循環”的主線索。

    擴大內需不能僅著眼于總量，而要延伸為質，延伸至結構。第一，進入新時代之后，人民的需求發生了變化，追求美好生活代替了單純的物質生活。而美好生活更多的強調是“好”，強調“適銷對路”，這只能通過結構性調整來實現。第二，現在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更多是強調結構問題。不能說強調內循環和擴大內需，就一下子回到高速增長階段去。所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也在強調，高質量發展，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實際上，擴大內需早在2008年就提出來了，但那個時候的擴大內需和現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很大區別。具體表現為：過去提倡擴需求，現在更多強調供給；過去更多強調總量，現在更多著眼于結構；過去更多通過政策調整，現在則通過制度性變革的辦法做長期穩定的安排。換言之，我們這一階段的擴大內需和消費升級，根本落腳點還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