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成為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能源經濟研究需要結合中國國情，解決現實問題。能源問題是經濟發(fā)展的問題，我國經濟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從以往的粗放經濟發(fā)展模式向“精細”模式轉化。對于清潔低碳轉型，目前各方大致會提出三方面建議：一是提高能源效率；二是能源市場化改革；三是調整能源結構。但筆者認為，簡單的能源價格市場化改革解決不了資源優(yōu)化配置問題，需要加強量化環(huán)境成本，并有政策定力將外部成本反映在能源價格上。

    能源價格市場化改革

    能源的可替代性使得能源價格成為清潔低碳轉型的核心要素，有效的能源價格可以提高能源效率，促進節(jié)能減排。能源市場化改革的基本原則是價格由市場決定，價格引導資源優(yōu)化配置。因此，能源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非常重要，因為簡單提高能源效率而維持比較低的能源價格，達不到節(jié)能減排的目標。另一方面，對于交通工具，各種不同種類的能源替代也必須有一個平衡，這個平衡很大程度上是價格平衡，將清潔的新能源大規(guī)模商業(yè)利用的關鍵是降低成本。

    市場化改革的基本原則是價格由市場決定，價格引導資源優(yōu)化配置。用簡單的能源平衡公式表示：能源需求量=能源供給量+節(jié)能量，對于某個時點的能源需求，可以用能源產出或節(jié)能來滿足，而滿足在一定能源需求下的資源配置最優(yōu)，是能源生產供給和節(jié)能的投入的邊際收益相等。在這個簡單的能源平衡公式內，能源供給和節(jié)能都可以視為生產過程，由于能源產出具有外部性，其中最直觀的就是環(huán)境的外部性，包括空氣污染和氣候變暖。能源產出的外部性遠不止這些，還包括資源稀缺、環(huán)境生態(tài)污染、以及資源稀缺和環(huán)境污染帶來的代際之間的問題。

    此外，能源的外部性還涉及到國家的能源安全，這些外部性成本難以準確度量。即使是一些可以量化的外部性成本，現實中也常常無法內部化，因此理論上經濟學的最優(yōu)往往是達不到的。現實中所謂市場化的價格，反映的通常只是能源的財務價格和稀缺程度，而沒有真正包含環(huán)境污染、氣候變化等等的外部性成本。因此，簡單的能源價格市場化改革解決不了資源優(yōu)化配置問題。因此，需要加強量化環(huán)境成本，并有政策定力將外部成本反映在能源價格上。此外，由于節(jié)能少有外部性，政策的設計應該更多地往節(jié)能方面傾斜。

    營造良好的創(chuàng)新環(huán)境

    如果短中期難以改變能源消費的趨勢，為了減少空氣污染和應對氣候變化，就需要在調整能源結構上下功夫。盡管付出了巨大努力，全球近十年來70%的能源需求仍然由化石能源來滿足，全球碳排放其實還是在增加，而不是減少。在調整能源結構方面，中國努力的方向比較直觀。

    與其他國家相比而言，中國的油氣比例較低，而煤炭比例過高，低碳清潔轉型要求中國盡可能、盡快地大幅度減少煤炭消費占比，“清潔”的煤炭利用還是會受到成本和碳排放的約束。一般來說，煤炭比例大的國家都有更多的空氣污染和碳排放，中國要把空氣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現階段就應采用以油氣為主的能源結構。但問題是調整這樣的能源結構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國家能源安全會受到什么影響？同時，我國可以選擇發(fā)展清潔能源，通常指風電、太陽能、核電和水電。水電由于水資源潛能的瓶頸而難以大規(guī)模增長；核電的周期比較長。2018年風電和太陽能共占能源結構的3%左右，雖然年增長很快，但對整體能源調整的貢獻還不夠。

    短期而言，相對比較清潔的天然氣由于占一次能源的比例有7%，對轉型的作用會更大。但即使把天然氣當成清潔能源，加上風電、太陽能、核電的總量占比也僅略高于10%。

    按照目前我國能源結構，要在短中期內比較順利地進行清潔低碳轉型，進行煤炭替代，一個重要條件是能源需求必須很低。但以目前的產業(yè)結構來看，為保證一定的GDP增速，仍需要比較高的能源消費增長。對于能源需求而言，經濟結構改變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美國服務業(y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約為73%，人均一次能源消費量是中國的3倍。因此，應充分認識轉型的困難，以較低的成本進行清潔轉型是滿足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的需要，也是能夠順利進行清潔轉型的需要，因為清潔低碳轉型必須兼顧能源成本和能源安全。發(fā)展清潔能源是必然的選擇，只有盡快提升光伏、風電、核電占一次能源的比例，才能在滿足能源需求的同時替代煤炭。目前看來，清潔轉型短中期需要依靠天然氣，頁巖氣和風電光伏的發(fā)展同樣重要。因此，當前需要營造有利于頁巖氣技術創(chuàng)新的環(huán)境。

    由于能源發(fā)展的使命和能源的“外部性”，能源市場化是相對的。能源補貼貫穿著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歷程，我國能源補貼也作為主要政策工具，伴隨著整個經濟的發(fā)展歷程。政府在不同的經濟發(fā)展階段，強調不同的能源環(huán)境目標，采用控制能源價格或能源補貼來平衡社會目標。

    在改革開放初期，壓低能源價格來支持經濟增長和滿足能源消費。當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政府再進行環(huán)境治理，涉及去化石能源補貼，還有通過補貼新能源來改變能源結構。有效的能源補貼可以提高社會效率和社會福利，比如村村通電，農民通過使用電力可以獲取更多信息，可以在農業(yè)方面使用現代能源，從而整體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生活水平。退出化石能源補貼和界定能源補貼中的“好”和“壞”的補貼（或者“無效”與“有效”的補貼），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隨著收入提高和能源技術創(chuàng)新而動態(tài)變化的問題。

    提高化石能源價格和對新能源補貼都是為了降低新能源成本。由于“內部化”化石能源成本在現實中很困難，而新能源的政策補貼不可持續(xù)，對于新能源發(fā)展，只有通過技術進步和創(chuàng)新來降低成本才是可持續(xù)的。因此，有關部門需要動態(tài)審視新能源發(fā)展政策，改變目前的補貼設計和補貼方式，使其更有利于技術創(chuàng)新。

    發(fā)展?jié)摿Ρ容^大的清潔能源占能源總量比例較小，難以在滿足能源消費增長的同時替代煤炭，只有比較低的能源需求才能使煤炭替代順利進行，減少排放。市場化改革和提高能源效率很重要，但是現階段的提高能源效率和市場化改革，仍然難以解決能源消耗和排放問題。除非能夠準確量化能源的外部性并且將其內部化，否則難以實現資源最優(yōu)配置。在實踐中，首先是難以界定和量化環(huán)境污染的成本，其次是無法將污染成本內部化。即使是市場化的能源價格，通常反映的也只是能源的財務成本和稀缺程度。因此，應加大力度推動二氧化碳減排以應對氣候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