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受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及中美經貿磋商一波三折等因素影響，201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先漲后跌，雙向波動加大。8月5日，人民幣離岸和在岸匯率雙雙跌破“7”關口；9月3日，創下7.17∶1的近10年歷史性低點；11月上中旬，又一度升回“7”以內。但外匯市場預期整體表現穩定，破“7”后居民和企業結售匯保持理性，截至2019年10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已連續4個月環比下降。

    點評人：管濤（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導、董輔礽講座教授）

    2019年，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先升、后貶、再升”三個階段，雙向波動幅度加大。其一，中美經貿摩擦出現波折和反復，成為2019年人民幣匯率短期波動的主導因素。2019年5月和8月，在美國宣布將上調中國輸美商品關稅后，人民幣匯率均出現跳水。其二，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內需總體較弱，消費、投資增長雙雙放緩；工業生產總體呈減緩趨勢，實體企業經營困難增多。但匯率波動并未導致資本流動的大幅震蕩，居民和企業結售匯保持理性，低（升值）買高（貶值）賣的匯率“穩定器”作用正常發揮，顯示國內外匯市場日趨成熟。10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雖為逆差，但已連續4個月環比收窄。破“7”以來，市場未到期遠期和期權外匯買賣的凈購匯頭寸趨于縮小，促進了外匯供求平衡。

    一直以來，市場上曾有匯率保“7”的說法。但一個成熟的外匯市場不必紐結于具體的匯率點位，也不用設定所謂的心理關口。無論是監管方還是市場主體，均需要加大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容忍度。對監管而言，一是提高匯率預期管理質量，加大對監管機構政策意圖的宣傳及解讀力度，及時回應社會關切，避免出現“羊群效應”引發過度波動。二是綜合運用宏觀審慎和資本流動管理工具，打擊惡意做空套利行為，防控短期跨境資本的異常流動。三是堅持以我為主、兼顧國際因素，繼續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并創新和豐富調控工具箱。對居民和企業而言，要樹立“財務中性”意識，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遠期、掉期、期權等產品對沖匯率風險。

    展望2020年，人民幣匯率利好因素有所增多。一是中美貿易摩擦已有兩年時間，對金融市場的影響趨于減弱，尤其是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達成，市場信心得到部分修復。二是中國經濟增速仍處于全球較高水平，且在全球負利率資產擴容背景下，全球資本看好中國，境外投資者持續增持境內金融資產。截至2019年9月末，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股票和債券3.95萬億元，同比增加31%。三是未來美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美聯儲貨幣政策重回寬松，均加大了美元指數走弱的風險。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基本面韌性較強以及逆周期外匯管理政策的持續發力，有利于防止大幅單邊貶值預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