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
統籌協調短期需求側的逆周期調節和中長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短期穩增長、擴內需與中長期的調結構、體制機制改革并不矛盾。統籌協調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目的是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是“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愿”,而不能因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而產生新的風險,因而需要將兩者有效結合起來。
在我國經濟面臨極為復雜的轉型調整及國內外經濟貿易形勢出現變化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開的會議對近期經濟形勢與變化做了深入梳理分析,全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總結和概括起來,這次會議所傳遞的政策信號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正視變化,穩字優先,及時調整,重點明確,協同兼顧。
這次會議以“穩中有變”來概括當下的經濟形勢,可謂切中要害,一語中的。上半年外部環境最大、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國際貿易環境。為此,除了歷來中央所十分重視和強調的“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之外,會議還前所未有地強調了六個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穩定,顯然成為當下優先級別最高的關鍵詞。目前我國經濟確實有諸多不穩定因素存在,我們應未雨綢繆,提前做好相應準備。
穩定的經濟環境和經濟運行,穩定的金融、投資與外貿表現,穩定的心理預期,對于我們沉著冷靜面對急劇變化的內外部環境至關重要。無穩定,無發展,更無高質量發展,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畢竟,“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穩”始終在前,“穩”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和前提。
這次會議一如既往地提出“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含義和取向較之前已有變化,強調要“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靈活性、有效性”,就是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將預調微調、定向調控。
會議還特別對未來財政政策如何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如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如何更好地選取發力點,進行了高度概括和濃縮的指引性表述: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財政政策更加積極,基建投資力度有望加大。如果財政支出增加的同時,地方財政融資收緊節奏更為“務實”,則基建投資有望企穩回升,交通運輸、節能環保等方面投資力度可能加大。
對市場格外關注的流動性問題,這次會議延續了之前的多次提法,“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這表明,未來貨幣政策的邊際改善可能并不如之前市場所預期的那么樂觀,在去杠桿、控風險、調結構尚處關鍵時期的背景下,未來很難預期再有以往曾多次出現的“大水漫灌”或者“強刺激”。這其實是對前期有關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發力的爭論做了方向性指導:未來財政政策重心是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重心是總量調節。會更加注重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協同發力。
下半年經濟工作重點,會議表述十分明確,突出表現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做好去杠桿工作、堅決遏制房價上漲三個方面。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補短板”。經過以往幾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亟待補齊的短板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特別是與鄉村振興密切相關的一些基礎設施,未來仍有較大空間;去產能仍存在“制度梗阻”,大量“僵尸企業”還在無效占用資金,需要堅決出清;降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仍有較大空間,減稅降費的長效機制有待建立和完善,等等。
加杠桿已不可持續,市場的出清必定是個痛苦的過程,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未來保持內部穩定的重要性顯著提升,去杠桿的節奏力度會有顯著調整,政策面實施的重點將是穩杠桿,而非簡單的去杠桿。“堅定做好去杠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臺時機”,意味著將通過機制創新,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愿。結合前期央行下發的資管新規實施意見和理財新規征求意見稿內容,未來監管部門當會更注重政策的協調性,在堅持去杠桿的大方向不變的前提下,把握好政策實施的力度和節奏,以維持社會融資規模的合理增長。預計下半年實體經濟融資信用環境偏緊的狀況會有顯著好轉。而從中長期來說,建立不依靠過多債務和過高杠桿的高質量經濟模式還是要堅定不移地堅持,是應對各類風險的根本之策。
對于房地產,這次會議表述極為明確,“堅持因城施策,促進供求平衡,合理引導預期,整治市場秩序,堅決遏制房價上漲”。同時強調,“加快建立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
在此基調下,下半年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政策放松的可能性很小,部分供求緊張的城市或將加快供地節奏;而在長效機制建設方面,預計房地產稅的立法進程會加快。
這次會議在談到工作方法時強調,要“加強統籌協調,形成政策合力,精準施策,扎實細致工作”。筆者理解,會議精神至少在三個方面涉及協同兼顧或者統籌協調。統籌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大政策的作用機制、側重點和實施效果都不一樣。統籌協調短期需求側的逆周期調節和中長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短期穩增長、擴內需與中長期的調結構、體制機制改革并不矛盾。統籌協調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目的是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是“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愿”,而不能因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而產生新的風險,或者削弱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愿,因而需要將兩者有效結合起來。
(作者系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